在第二十五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走出去”图书集中展示。本报记者 张贺 摄

　　核心阅读

　　学术作品走出去影响主流人群和精英阶层，意义重大

　　有针对性的推广更能打动人，效果好得多

　　翻译问题亟待克服，补贴翻译经费作用明显

　　“一国一策”助推“走出去”

　　谁也没有想到，一本主题严肃、语言艰深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作品竟然成为国际出版界的“宠儿”，短短两年，20多个国家以本国语言出版了这本书，而现在还在向着30个语种的目标持续前进。这本书就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的《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而推动这本书走向国际的是三联书店对外合作部主任孙玮。

　　孙玮说，学术著作“走出去”的难度比普通图书大得多，但意义和价值也重要得多。一本经由国外权威学术出版机构出版发行的中国学术作品，不仅对学者本人扩大学术知名度有积极作用，更意味着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学术成果的认可。学术作品的读者和采购方一般都是所在国的学术界、知识界和大学图书馆，是主流人群和精英阶层，得到他们的认可对于扩大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很有意义。

　　“陈来先生本身的国际学术地位，这本书‘大家小书’的陈述方式，既有学术高度又通俗易懂，这些都是它能走出去的因素，”孙玮说，“但更重要的是，‘走出去’的策略要根据不同国家有所不同，有针对性才有效果。”

　　孙玮说，为了向欧美出版机构说明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她重点强调了这是一本研究中国哲学的著作，所选择的出版社也都是专业的学术出版社。

　　孙玮认为，国外读者对中国的了解和认知呈现两极分化的特点，一部分汉学家、中国学家对中国的研究之精深、之细致令人惊叹，但同时普通大众对中国的了解还有待增强。对前者要强调该书的学术价值，对后者则要提供贴近性，比如“为什么中国人的行为举止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中国人具有不同西方的价值观念，中国人的做事方式植根于中国哲学，比如‘集体大于个人’，这么一说，国外普通读者就容易接受了。”孙玮说，“总之，有针对性的推广更能打动人，效果也要好得多。”

　　拓展人文社科版权输出

　　与《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类似，中华书局出版的楼宇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也已签订13种语言的版本，主要来自“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家，如土耳其、哈萨克斯坦、保加利亚、越南等。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说，其实严格地说，楼先生的这本书不是学术专著，而是带有学术性质的文化读物，因此对大语种的学术出版机构而言，输出难度较大，而发展中国家非常欢迎这样的书。

　　学术出版按领域划分，可以大致分成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类，前者的输出难度要远远大于后者。目前我国自然科学学者，特别是科技类、工程类、农业类、医学类的学者很多都可以直接用英语发表论文、用英语撰写专著。大多数国外权威学术出版机构也都在华设立办事处，与我国自然科学学者有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因此自然科学著作的版权输出更顺畅。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与西方的学术传统不尽相同，彼此关注的主题、写作的方式等都不一样，导致输出难度较大。

　　顾青指出，西方的学术出版机构一般都采取匿名评审制度，执行很严格，因此能够输出的都是具有国际影响的知名学者的作品。这也决定了我国人文社科著作的国际版权输出数量还不是很大。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对有关中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学术专著的兴趣越来越高，相关作品日益走进国外主流学术出版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世界科技出版公司合作出版的鞠海龙教授作品《中国海权战略参照体系》被剑桥大学选为教科书。与MCM合作的《中国历史学30年》（英文版）作为2015年世界史学大会用书，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的好评，当年2000册销售一空并重印。与劳特利齐出版社合作的China Perspective系列图书已出版11种，如《宏观调控、经济发展与深化改革》《运行与调控——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减贫与包容：发展经济学研究》《宏观经济分析中的财政政策》《社会转型与中国经验》《中国的低生育率与人口可持续发展》等。中国社科出版社社长赵剑英说，这套专题文集是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的一个很好的窗口，因此受到了国外合作方的欢迎。

　　赵剑英介绍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经与Springer Nature、Routledge、WSP、剑桥大学出版社等知名学术出版社建立合作关系，共同策划或合作出版外文图书100多种。

　　别让翻译阻碍输出

　　对国际出版而言，翻译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学术著作的翻译难度要远远高于普及性读物。能否找到合适的译者，拿出高质量的翻译，就成为学术著作能否输出的关键。

　　孙玮说，一些国家因为经费紧张，对翻译费比较看重，一本书如果中方补贴翻译费就能加快版权输出。近年来，我国相继实施丝路书香工程、经典中国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外互译项目等，对入选的图书提供翻译补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图书的“走出去”。

　　不过即使有了经费，译者的问题也需要很好地解决。合适的译者不好找，我国各出版社版权经理为此花费了不少精力。

　　“既要懂专业，又要外语好，这样的中国译者数量还不够多，一般大学外语老师很有翻译的积极性，但翻译普及性作品还可以，翻译学术专著就不理想了，因此这些年我们经常要找国外相关领域的专家来翻译。”顾青说，像葛兆光先生、陈鼓应先生的作品都是他们自己推荐的翻译家翻译的。《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是由陈来先生的学生、一位美国学者翻译的。

　　学术出版“走出去”要加快，培养新一代的汉学家、翻译家就显得十分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