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尚达人穿着古印度画卷制成的连衣裙，拎着中国明朝瓷器纹理的拉杆箱，踩着欧洲18世纪漫画图案的凉鞋出现在世人眼前时，意味着一个新的审美时代和消费时代已经到来。人们对物质产品的消费，已经超越了产品本身的实用功能，我们的世界进入了符号消费阶段。那些曾经代表人类璀璨文明的文化瑰宝如今摇身一变，以全新的形式重回历史舞台，成为受人追捧的时尚单品，要归功于过去数十年间随新博物馆学兴起的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活动。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灿烂的文明历程，留下了海量珍贵的文化遗产，如何对底蕴深厚、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阳春白雪的传统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是当今时代文化领域面临的热门问题。利用文化资源开发文化创意产品，无疑是最有效的路径之一。

　　用“忽如一夜春风来”形容最近的“文创热”，可谓恰如其分。2013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了大受欢迎的“朕知道了”纸胶带，让人们认识到了文创市场的巨大潜力。随后，故宫博物院受其启发，相继推出朝珠耳机、“奉旨旅行”行李牌、“朕就是这样的汉子”折扇等爆款产品。截至2019年年底，故宫博物院文创已经创下了年营业收入15亿元的纪录，开发了13000余种文创产品，不仅有手机壳、钥匙链、书签等文化生活用品，还有九环银佩真丝披肩、融入太和殿藻井元素的天穹伞、五福五代堂紫砂壶等国礼产品。

　　除了故宫博物院，国内已有2500多家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围绕自己的馆藏产品进行文创开发，中国国家博物馆、苏州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四川博物院、河南博物院等数十家博物馆相继推出官方店铺。很多旅游景区也相继推出自己的文创品牌，很多城市都开发出了体现本地特色的“城市礼物”，全国各地每年掀起成百上千场大大小小的文化创意设计大赛。

　　文创热的兴起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产物，原因也是综合复杂的。从全球经济发展层面来看，在过去数十年间，世界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技术的发展使文化大规模工业化复制成为可能，如光电技术的发展使电影产业出现并迅速发展，出现了好莱坞这样的大型商业化运作系统。再如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催生了网络文学的产生，很多大的网络文学平台召集写手、经营人员、培训人员、IP开发运营等，形成庞大的网络文学产业链条。这就是20世纪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和马克斯·霍克海默（M. Max Horkheimer）所批判的“文化工业”。另一方面，文化的产业化发展促进了文化的大规模传播和民众文化品位的提升，很多传统行业包括制造业、农业、工业、广告、教育等行业，也开始注重文化元素的运用，提升本行业的文化附加值，并因此创造了巨大的利润。许多国家已经意识到文化创造对经济的影响力，开始积极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将其作为经济增长新的支撑点。而传统文化资源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名片，充分挖掘其背后的价值可以产生相应的经济附加值。因此，挖掘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中国在2015年出台的《博物馆管理条例》允许博物馆进行文创开发经营，之后又出台系列相关政策，鼓励文化文物单位进行文创产品开发，为文创开发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从公众文化消费心理来看，人类社会消费已经从实用消费走向符号消费。按照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20世纪60年代在《消费社会》中的说法，当一切物品可以相互替代时，物品便过渡到了符号。在物质极为丰富的时代，人们购买某种产品时，不再单纯地强调由物质材料所构成的使用价值，更多的是关注产品中所包含的文化含量和符号价值，并以消费行为来标识自己的社会地位，寻找身份认同。例如，人们疯抢故宫口红，背后的动机并不仅是口红本身的使用价值，而是口红所蕴含的故宫文化，以及消费此类文化在社会群体中所引起的身份认同。这种后现代社会的新经济模式，使任何商品都在寻求文化上的“源代码”，争取与文化搭建起链接，让文化符号成为带动经济发展和复兴本土文化的方式。传统文化资源无疑是“源代码”的重要源泉，能够为全社会的商品提供文化元素。所以说，“符号经济”时代，文化资源成为参与经济建设的重要角色。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截至2020年年底，中国有5788家博物馆已备案，共有76.7万处不可移动文物和1.08亿件（套）国有可移动文物已完成普查登录。这些博物馆中蕴藏着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精华，如何让这些精华融入现代生活中，使传统与现代发生链接，使中国文脉得以延续，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是有效的路径之一。然而，目前中国的博物馆资源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究其原因，正如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所说，过去，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更多依靠文化和文物单位，社会力量的进入存在一定的制度性限制。由于文化机构的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机制，文化资源有序地释放给社会存在客观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些博物馆的文化创意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相比于西方成熟的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模式，中国的文创产品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文化文物仍躺在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里，无法被公众接触到；很多博物馆商店售卖的物品仍停留在仿制品、小商品等旅游纪念品层面，缺乏文化特色和创意，同质化现象严重。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创授权机制的不成熟，一方面，掌握着大量文化资源的文化文物单位受自身体制机制的限制，不熟悉市场，对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不感兴趣或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广大文化企业想要利用文化资源进行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却苦于缺乏获取资源的渠道。

　　可见，授权是中国博物馆文化资源得以充分利用的必要条件。中国的文创授权市场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2019年，国际授权业协会发布的《2019全球授权市场报告》显示，在全球授权市场中，北美地区（美国和加拿大）的授权商品零售额达到1626亿美元，而中国只有488亿元人民币。如以人民币计算，美国的人均衍生品消费额为2600元，而中国为33元。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中国文创的授权都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进行梳理总结。

　　本书从博物馆馆藏文物开发利用的视角，重新思考如何通过产权制度的设计，让博物馆的文化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开发利用，让博物馆资源在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激发博物馆馆藏文物的活力和生命力这一原点出发，层层剖析博物馆馆藏文物在文创开发中的产权形成、产权规则制定中的效率和公平问题，以及产权背后的各方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或许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作者：宋朝丽

出版：知识产权出版社“来出书”平台

ISBN：978-7-5130-7528-2

定价：68元

　　文物承载着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中国有60%以上的文物资源集中在国有博物馆里，利用这部分文物资源进行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途径。本书以逻辑演绎的方式对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资源的文创开发权进行探讨，分析其概念界定、法理基础、分配方式和开发模式，试图找到更优化的国有博物馆文物资源开发途径，为国有博物馆未来文创开发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宋朝丽，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副教授，艺术学博士。研究领域为文化资源授权、博物馆文创。主持参与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项目10余项，在《求索》《东岳论丛》《福建论坛》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3部。